文化苦旅读后感,文化苦旅40篇好段要200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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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每一章节的读后感,800字以上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莫高窟的“美”,也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那么这原因何在呢?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有论者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答案应该都在这里。”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什么又是矫情?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2.《青云谱随想》 徐渭诸人的“狂”和后来“扬州八怪”的“怪”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特有的。鲁迅先生曾谈到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大抵并非出于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乃恰恰是出于对儒家礼教被当权者虚伪利用而导致的名存实毁的现状的愤懑。像“狂”与“怪”的文人究竟是欲反叛主流统治的文化还是变相的守护文化“真义”而仅针对当权者呢?倘若“狂”与“怪”之士果真超越了传统儒、道、释文化,则他们所藉靠的精神资源是什么?还是走向了更为肤浅颓废的虚无主义?在我看来,这些“狂”“怪”之士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大地飞天一样,仅仅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他们的无力被掩饰起来了,其实“狂”“怪”们并未真正超越甚至割断他们表示憎恶、鄙夷、轻蔑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何尝不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子?而且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资质而更深的植入。“狂”“怪”们走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就像如来手掌心的孙大圣,到头来反而因其独异、新奇的个性和渊博的学养而被传统文化掩埋得更深,最终却可能熔炼成了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们反复玩味、擦拭,然后借以大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狂”“怪”们是在轮回里寻找精神突围,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又走了回来。对于一个没有神也没有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围只能是又一次的“以自我为义”的自以为是。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4.《三十年的重量》 曾经仰慕以为高大而伟岸的长辈老师若干年后却被自己带着施舍般可疑的悲悯目光俯视,并且变现成了貌似感慨命运无常却实则是在某种自得的深隐心理驱动下揣摩掂量着别人的暗疮,虚弱的喟叹声掩饰不住欲在对比中满足虚荣的潜意识。 曾经的“仰慕”是否真的仅仅是仰慕而非“出乎意料”的获奖后产生的虚荣心与感激提拔心理的结合品?一个孩子他对那位他之前从不知晓但现在却号称“仰慕”“崇拜”的老师能了解多少?倘若没有光灿灿的奖,会有这一系列的情感与心理的化学反应、物理变动吗?曾经的影子其实是假的,那些溢美之辞同样建筑在自我膨胀的幻象里,几十年后的身影就“真实”了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对于一个把无论是人是物,是山水亦或事件,都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为我注脚的作者来说,这世界何劳庄禅般若的消解?本来就从未存在过深究真实的诚意。 35.《漂泊者们》 漂泊者是否都如垂死者拼命抓牢救命稻草一般顾念着早已离去远逝的精神故乡?漂泊者又如何确信自己的旅程不再是新生的行脚而重返故乡会不让自己陷入更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漂泊,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还是意志坚强凭着信心开始的?希望不是因为有可料定和可见得着的目标才出现的,希望是在前程一片虚无中才迸射出的心地之光,于无所希望的希望中行路,才真得救。中国的老人大都沉浸在用旧袋装新酒的双重麻醉和快慰中不愿睁眼,结果酒与袋都得不着,他们老了,死了,就是一堆供人凭吊、抒情的朽骨,他们永远也无法体验《老人与海》中那个生命如基督般始终竖起、坚忍、炽烈、无法击败的老人的魂灵,他的信念带着他伸开双臂拥抱一切困境,慢慢走向新的精神彼岸,他死时,是一种救赎式的涅盘。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也仅剩“安静”而已。“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文化苦旅的每章读后感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莫高窟的“美”,也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那么这原因何在呢?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有论者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答案应该都在这里。”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什么又是矫情?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2.《青云谱随想》 徐渭诸人的“狂”和后来“扬州八怪”的“怪”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特有的。鲁迅先生曾谈到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大抵并非出于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乃恰恰是出于对儒家礼教被当权者虚伪利用而导致的名存实毁的现状的愤懑。像“狂”与“怪”的文人究竟是欲反叛主流统治的文化还是变相的守护文化“真义”而仅针对当权者呢?倘若“狂”与“怪”之士果真超越了传统儒、道、释文化,则他们所藉靠的精神资源是什么?还是走向了更为肤浅颓废的虚无主义?在我看来,这些“狂”“怪”之士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大地飞天一样,仅仅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他们的无力被掩饰起来了,其实“狂”“怪”们并未真正超越甚至割断他们表示憎恶、鄙夷、轻蔑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何尝不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子?而且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资质而更深的植入。“狂”“怪”们走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就像如来手掌心的孙大圣,到头来反而因其独异、新奇的个性和渊博的学养而被传统文化掩埋得更深,最终却可能熔炼成了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们反复玩味、擦拭,然后借以大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狂”“怪”们是在轮回里寻找精神突围,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又走了回来。对于一个没有神也没有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围只能是又一次的“以自我为义”的自以为是。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4.《三十年的重量》 曾经仰慕以为高大而伟岸的长辈老师若干年后却被自己带着施舍般可疑的悲悯目光俯视,并且变现成了貌似感慨命运无常却实则是在某种自得的深隐心理驱动下揣摩掂量着别人的暗疮,虚弱的喟叹声掩饰不住欲在对比中满足虚荣的潜意识。 曾经的“仰慕”是否真的仅仅是仰慕而非“出乎意料”的获奖后产生的虚荣心与感激提拔心理的结合品?一个孩子他对那位他之前从不知晓但现在却号称“仰慕”“崇拜”的老师能了解多少?倘若没有光灿灿的奖,会有这一系列的情感与心理的化学反应、物理变动吗?曾经的影子其实是假的,那些溢美之辞同样建筑在自我膨胀的幻象里,几十年后的身影就“真实”了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对于一个把无论是人是物,是山水亦或事件,都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为我注脚的作者来说,这世界何劳庄禅般若的消解?本来就从未存在过深究真实的诚意。 35.《漂泊者们》 漂泊者是否都如垂死者拼命抓牢救命稻草一般顾念着早已离去远逝的精神故乡?漂泊者又如何确信自己的旅程不再是新生的行脚而重返故乡会不让自己陷入更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漂泊,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还是意志坚强凭着信心开始的?希望不是因为有可料定和可见得着的目标才出现的,希望是在前程一片虚无中才迸射出的心地之光,于无所希望的希望中行路,才真得救。中国的老人大都沉浸在用旧袋装新酒的双重麻醉和快慰中不愿睁眼,结果酒与袋都得不着,他们老了,死了,就是一堆供人凭吊、抒情的朽骨,他们永远也无法体验《老人与海》中那个生命如基督般始终竖起、坚忍、炽烈、无法击败的老人的魂灵,他的信念带着他伸开双臂拥抱一切困境,慢慢走向新的精神彼岸,他死时,是一种救赎式的涅盘。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也仅剩“安静”而已。“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文化苦旅每章章读书笔记
漂泊的旅程中,是谁在孕育千年文化的土地上,留下了一串串探索的足迹? ——题记 接触《文化苦旅》的第一篇文章是《道士塔》。它在整本书当中也是堪称经典。荒茫大漠中,一个古老的意象,记载了敦煌文明的兴衰,见证了一个没落王朝的耻辱与无奈。当千年前石壁上的第一刀刻下时,一个壮丽无比的乐章便开始奏响。它是一千多年层层的积聚,它是一千多年鲜活的生命,它是无数艺术家与信徒膜拜的圣地。可是谁又能想到,它最终的命运却交付到一个麻木无知的道士手里。 王道士不过是那段屈辱历史中的一个小丑,他的无知,他的卑贱,他的自以为是,无不让人心中可悲可叹,可愤可恨。 当看到他把婀娜的塑像砸成碎片,把绚丽的壁画粉刷得所剩无几时,我好恨; 当看到王道士数着那一点微不足道的银元得意的笑时,我好恨; 当看到一车车的瑰宝被大摇大摆地运到国外时,我好恨; 大漠孤烟,冷冷的夕阳将那些马车的影子拉长。如血的余晖,映在寂寥的戈壁上。此时,这块宗教的圣地,是否也在滴血? 石走沙飞,粗砺的黄沙击打着空空的石窟。呜咽的寒风,在唱着的挽歌。此刻,这个孕育千年文化的生命,是否也在哭泣? 谈起这些人和事都会使我们感到心口隐隐的痛,我们恨王道士那个历史的罪人。,将所有的罪责全都让这个无知的躯体承担,也过于沉重。即使当初没有王道士,我想其它一些跳梁小丑也会出现,悲剧依然会要发生,毕竟这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悲剧。 通过《道士塔》,通过那苍凉深邃的笔触,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莫高窟所遭受的劫难,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艺术的荣辱与沦落。太多的眼泪已被戈壁的风吹干,那份美不会改变,纵使它曾经被无情地,任意地更改。 如果说大漠中莫高窟的遭遇令人可悲,那么烟波江南中的人情事态同样使人可叹。 在小桥流水,吴侬软语的江南,一切的氛围,一切的意境,已不都是自然赐予的,更多的是中华几千年文化营造出来的。虽然我不曾去过,书中描绘的江南小镇却给我一种回家般的宁静。 历史对苏州不公的待遇,作者在《白发苏州》中,为这个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鸣不平。没有金陵的王气,没有森然的殿阙,没有沙哑的军歌。有的只是青石小巷,有的只是小桥流水,有的只是撩人的弹唱。真的如此么?沉寂千年的苏州,也有石破天惊的一天,也有奋起反抗的一天。面对明朝腐败的统治,苏州人一改往日的温婉,也如易水壮士般踏着血泊反抗,悲壮、义无反顾,令世人震惊错愕。当浩劫过去,苏州人依旧回到原先的日子。小桥依旧精致,桃花依旧鲜艳。隐者式的文化影响着这里的人,恬淡闲适是他们生活的精神。然,不要忘却他们还有那副铮铮铁骨。深深庭院中,虚掩着千年的沧桑历史。
文化苦旅中的风雨天一阁的读后感100字
在这篇万字散文中,作者叙述和表现的,是一个对中国文化抱有坚定执着信念的终极追寻式的人物以及故事,我视之为文化精神品格的榜样,并以此为骄傲。当我们被世俗文化骚扰甚至迷惑的今天,能读到他这篇散文,让我更感到了一种惊喜与难能可贵。他在许多作品里几乎倾注了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追随历史人物的精神品格,试图在他们的故事和传奇中发现对今天和未来有所启迪的东西,为人类留下真实和道义的作品。文章从《易经》、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一直追索到建国后的80年代,期间提到了创建和保护天一阁的范钦、范大冲父子,想看天一阁藏书而不得的钱绣芸姑娘,被破例允许参观天一阁的黄宗羲,提倡编写《四库全书》的皇帝乾隆,保护流散藏书、创建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等众多历史人物。全文生动有趣,阅读完毕,读者不仅获取了大量的历史知识,而且不需要理论说教,就会自发地从这些故事和人物的言语行为中领会对传统文化的感悟。在这一点上,余秋雨成功地做到了找传统文化之根,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写作心愿。文章里充满了对民族精神根源的召唤和对国人善于遗忘的不满“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想要改进现有的中国文化就需要从改变中国人的人格开始,而目的是为了塑造健康完满的人生。 在《风雨天一阁》里,作者看重的是一种“健全人格”的精神,由此,作者才写道“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文中的这段文字,“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对我有极大的震动。作者这样一个饱读诗书之人,我辈要不感到渺小与浅薄那才是一种耻辱。古语有云“穷则变,变则通”,只有当一个人可以产生思考的时候,这个人的思想才能得到解放,得到发展。面对选择,我们谁也很难立刻就能做出无悔的抉择;而历史中的抉择就更是难了!而范钦父子就不能不让我们钦佩了。范钦不仅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智者,而且还是一个人格健全之人,是他将我们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攒聚起来,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精神的家园,虽然,不是很大,但已经足够了!在历史中,他能轻常人之所重,而重常人之所轻,在别人迷恋仕途之时,而他却在那个年龄将搜罗藏书融进了生命。这不正是一种向上的文化品格么!他的长子范大冲面对万两黄金与藏书楼的抉择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继承父业,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这种担当需要勇气,更需要一定的健全人格与人生的终极价值观作为支撑,否则,谁又不爱黄金而选择仍需长久开销的藏书楼呢!秋雨先生正是通过这一艰难的历程,为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展示了一个文化贵族家庭的持久魅力与人格底蕴,并为今天的大学生提出了一个构建健康的、有益他人和世界的人生价值观的最佳参照,为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此番风雨正当时,我辈岂能后古人!
余秋雨仁者乐山读后感100字
从意大利到奥地利,我们知道,已经从南欧进入了中欧,目光会有一点转变。 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与小城不同,虽然年代并不久远但很有文化。一百多年前已经有旅行家作出评语“在维也纳,抬头低头都是文化。”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褒是贬,但好像是明褒实贬,因为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积得过于密集,实在让人劳累。接下去的一个评语倒是明贬实褒“住在维也纳,天天想离开却很难离开。”这句评语的最佳例证是贝多芬,他在一城之内居然搬了八十多次家,八十多次都没有离开,可见维也纳也真有一些魔力。但这魔力对贝多芬比较具体,那就是当时作为音乐之都的听众基础巴整体氛围。 时至今日,这种魔力凝冻成一种重复式的纪念,艺术不再有勃发的创造势头,市民也不再有旺盛的发现激情,一切有关艺术大师在维也纳被接纳、受拥戴、被冷落的种种传说,永远只成了传说。它还是有内涵、有气势的,,太重的文化负担使它处处陷入程序化的纪念聚集,而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又使它不能像巴黎、伦敦、柏林那样为程序化的纪念注入实质性的现代精神,显得沈闷而困倦。奥地利人明白这一点,早已开始了对维也纳的审美背叛和生态背叛。 奥地利的当代风采,在维也纳之外,甚至在『维也纳森林”之外。应该走远一点去寻找,走到那些当初被看成冷僻荒野的山区农村,走到因斯布鲁克到萨尔茨堡、林茨的山路间。寻找时,有小路应该尽量走小路,能停下逗留一会儿更好。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不仅背叛了维也纳,也背叛了作为欧洲主干的海洋文明。整个国家四周都沾不到海,这会给交通、货运、气候、风光带来太大的局限,但他们国歌的第一句就自豪地宣称“高山之国……”。它是欧洲的异数,因上极大地丰富了欧洲。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使我疑惑起来自己究竟是喜欢山,还是喜欢水这里所说的“喜欢”,不是指偶尔游观,而是指长期居息。偶尔游观哪儿都能看出一点美来,但要你认真住下来就不一样了。要方便最好是居住在平原,但人生在世并不全是为了方便。无论是临水还是倚山都会有一些不方便,甚至还会引来一些大灾难,但相比之下,山间的麻烦更多。从外面看是好好一座山,住到了它的山窝里很快就会感到闭塞、局促、坎坷、芜杂,这种生态图像与水边正恰相反。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历来盛邑大户可以离山,却总不离水。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本人以前对居息环境的梦想,也不大多与水有关。 ,眼前的奥地利,分明摆脱了山居的多数弊病,让我惊讶不已。 是图像的净化,这在山区本来是最难做到的。他们的办法是满山满坡都种植地毯般的绒草,或者是整治一片片齐楚的森林,色调和谐统一,绝不羼杂、跳跃。结果一眼看去,全然单纯朗丽,把种种纷乱和芜杂都抹去了。这也就抹去了山地对人们的心理堵塞,留下的开阔气韵,如洪波宛曼、云海静谧。海边的优势,也不过如此吧但它又比海边宁静和安全。 是人迹的收敛。被整治过的草地、森林是人力所致,但人的痕迹却完全隐潜,只让自然力全姿全态地出台。所有的农舍虽然考究精致,却全部采用纯净的自然色,或是原木色,或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别的色彩。在形态上也追求板屋、茅寮的效果,绝没有丝毫的炫华斗奇,甘愿被自然掩盖和埋没。这种情景与中国农村大异其趣。中国由于贫困日久,一直提倡“战天斗地”,总是企图在大地上留下十分鲜明的人为印迹,至少也要涂画一些标语口号。及至改革开放,农村快速富裕,却又急忙地搭建出大量纷乱、艳丽的致富图像,更是把人迹凌驾于自然之上。到奥地利纔懂得,只有当人们收敛自我,纔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而农村的最高魅力,就是自然。 有人说,要达到奥地利农村的境界,需要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富裕之初先让人力毕现,富裕到一定程度就会提高教育水平和审美水平,再让人迹收敛。这个过程也可称之为“低级自然化———非自然化———高级自然化”三段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人们应该力争少走第二段即“非自然化”的弯路,尽量让山区农村在自然化的原则下从低级走向高级。这是因为,“非自然化”的进入和摆脱,都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而且终究对自然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要跳过这个阶段很不容易,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取决于高层设计人员的介入和引导。奥地利的山区农村完全看不到拆除那种“非自然化”建筑留下的任何痕迹,显然没有走多大的弯路,用最俭朴的方式抵达了高级自然化状态。 甚至,在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也几乎看不到那些自以为非常热爱自然风光,却又以触目的别墅、度假村之类损害了自然风光的城里人印迹。我们周围的很多城里人不知道,当他们把“回归自然”的口号付诸实践的时候,实际上是骚扰了自然。他们为了谋取窗口的山野景象而带来的建筑样式和建筑材料,与山野的素朴本质格格不入,结果便点点块块地蚕食了山区农村的整体美学生态。奥地利这么美丽的山区农村中一定也有很多城里人居住,他们显然谦逊得多,要回归自然把自己“回归”了,回归成一个散淡的村野之人,居所也毫无市侩气息,而是彻底消融,如雨入湖,不分彼此。 由此,便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绕口令奥地利的山区农村由于居住着非常合适的人,非常适合人居住。 奥地利使欧洲的山、水关系平衡了,这不禁使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山、水哲学。 孙子对山、水并无厚此薄彼,说过很著名的八个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中国古人喜欢用比喻手法在自然界寻找人生质量的对应物,,水的流荡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征,山的宁静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征。这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征,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会由此而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自然环境,这已近乎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心理格式对应关系了。在我的记忆中,先秦诸子都喜欢以山水来比附人间哲理,但最精彩的还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说法,直到今天还给人们许多联想。 埃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这一点,早已被历史证明。由这样的文明产生的机敏、应时、锐进、开通等等质量也常常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与此相对比,山地文明一旦剥除了闭塞的包袱,也会以敦厚淳朴、安然自足、坚毅忠诚、万古不移的形态给社会历史带来定力,而这在过去常被我们看成是落后倾向。 其实,就人生而言,也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正因为如此,我想,一个人年轻时可以观海弄潮、择流而居,到了老年,或者不到老年而有了静定心态,则不妨在山地落脚。 此刻我正站在因斯布鲁克的山间小镇塞费尔德seefeld的路口,打量着迷人的山居生态。那些原木色或深褐色的农舍门前全是鲜花,门口坐着一堆堆红脸白须、衣着入时的老人。他们无所事事,却无落寞表情,不像在思考什么,也不东张西望。与我们目光相遇,便展开一脸微笑,那表情是说『出来玩呢天气真好”并不期待你有太多的响应。 也有不少中年人和青年人在居住。我左边这家,妻子刚刚开了一辆白色小车进来,丈夫又骑着摩托出去了。但他们的小车和摩托都掩藏在屋后,不是怕失窃,倒是怕这种现代化的对象窃走浑厚风光。妻子乐呵呵地在屋前劈柴,新劈的木柴已经垒成一堵漂亮的矮墙。 现在是八月,山风已呼呼作响,可以想见冬季在这里会很寒冷。这些木柴那时将在烟筒里变作白云,从屋顶飘出。积雪的大山会以一种安静的银白来迎接这种飘动的银白,然后两种银白在半空中相融相依。突然有几个彩色的飞点划破这两种银白,那是人们在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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