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在山西发掘了什么遗址？瓦岗寨的排名和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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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与人类）中国真正的考古应从哪一年算起

中国真正的考古应从（1921）年算起 。 考古学的产生有长远的渊源，但到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出现。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它包含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等分支，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真正的考古应从哪一年算起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起源于1926年。 1926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是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其后的三年内，李济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并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

山西夏县发掘了什么遗址

山西夏县发掘了师村遗址。 师村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西南15公里，距盐湖7公里，地处运城盆地中条山北麓青龙河故道的河曲地带，是晋南发现的内涵最丰富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 2019至2020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在夏县建立了全国高校中规模最大、设施齐全的田野考古教学基地。在师村遗址共发掘2694平方米，发现了距今6000年以上的石雕蚕蛹和夯土遗存。 师村遗址夯土遗存及文物 师村仰韶早期聚落面积约3.5万平方米，被夯土围墙环绕，围墙外侧有夯土台基，墙内有房址，围墙内外有墓葬和灰坑。墓葬有多人合葬和单人葬，成为研究仰韶早期人群的重要材料。 师村遗址仰韶早期夯土遗存是黄河流域目前发现最早的夯土，对研究我国夯土工艺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师村遗址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早期遗物，年代为距今约6000至6500年的枣园文化晚期至东庄时期，早于李济先生1926年揭示的西阴文化。出土陶器主要有罐、盆、钵、瓶等，可分为三期五段。

在山西夏县发掘了什么遗址?

1926年山西夏县发掘了西阴村遗址。 西阴遗址位于运城市夏县。1926年，我国考古学的先驱李济先生主持发掘了夏县西阴村遗址。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以丛书形式出版了李济先生的《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这是近代考古学史上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 遗址出土的半枚人工切割的蚕茧，让嫘祖养蚕的传说从此于史有据。1996年，西阴村遗址被国务院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出土文物： 仰韶庙底沟类型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圆形或长方形房址及不同形状的灰坑。出土遗物包括石、骨、蚌、陶等类。主要器型有釜、灶、夹砂罐、尖底瓶、直口或敛口钵、敛口瓮、缸、彩陶罐等。 庙底沟二期文化遗迹有圆形半地穴式房址及不同形状的灰坑。遗物以陶器为主。主要器物包括夹砂瓮、缸、折沿罐、釜灶、双耳壶、高颈瓶、钵、盘、器盖。其它遗物还有石刀、锛等。

罗奇的人物介绍

罗奇（1904-1975），广西省容县人，曾祖父系武秀才，父亲罗鸣时，在北洋军医学校，曾与当时在北京陆军大学的李济琛同袍结义，在军队里任军医院长，退役后曾任梧州市卫生局长和市立医院院长。他倡导文教卫生，资助过容城小学兴建，留有“鸣时教室”为念。母亲徐氏，生三男一女，罗奇居长。罗奇1910年入乡塾启蒙，1911年入初小，1920年毕业于容县县立中学（一说在容中闹学潮，反对保皇党，被校方开除），1923年就读于广州工程学校、广州法政大学法科，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一期，编在学生第一队。9月随队担任孙中山的警卫工作。同年11月毕业后，历任军校学兵排连长、入伍生队区队长、第二师第六团参谋、第二十七师第三团营长等职，参加第一、第二东征陈炯明惠州之役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之役。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任独立第十五旅第一团团长，后任该旅改称的独立第三十三旅副旅长。1931年率部参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后调任第二师第六旅旅长。1933年2月率部与师长黄杰、旅长郑洞国等黄埔将领参加长城抗战的南天门一役。师防御阵地长达十余里，他盲目听信师长黄杰的判断，认为日军大皮靴不适应山地作战，只派一个连守卫左翼制高点八道楼子，结果被日军奇袭成功，他反攻五日不下，无力再战，将任务交给83师刘戡部，也没能挽回败局。 战后何应钦为鼓舞士气，在北平特地为罗奇、郑洞国两位旅长双双同时举办婚事，并主持婚礼。罗奇妻子是伍延飏之女、上海法政学院毕业生伍宣武女士。1934年后入庐山军官学校训练团、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第三期深造。1936年，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一期学习。1937年5月14月任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罗奇升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九十五师师长，驻防郑州，负责郑州与开封间的黄河防务。旋奉命北渡黄河，转战河南、河北，山西，牵制日军三个多月，后参加徐州会战，在宿县，涡阳一带掩护大军和数十万军民转进。1938年7月，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在瑞昌一带痛击日寇。1939年9月，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守卫洞庭湖南岸的营田要冲，抗击日军上村支队七昼夜，为关麟征部撤退布防赢得时间。后奉命移驻湘阴整训，罗奇对于练兵很有一套，九十五师本是河南几个保安团拼凑而成，起初战力低下，经由他一番改造，95师焕然一新，在1941年战区大校阅名列第一，被誉为“当阳部队”（意思即有赵子龙之勇）。1941年9月和12月，先后率部参加第二、三次长沙会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追击阶段在南园伏击日军友成联队，因功任第三十七军副军长，并仍兼国民革命军九十五师师长。1943年4月8日升任军长。同年入中央训练团第二十七期受训。1944年5月参加长衡会战，因指挥错误，在湘阴被击破，后率军直和95师转战第四战区，参加桂柳会战，在拉保地区狙击日军数日，后撤退到百色整训，37军因所属60师和140师远在湖南无法归建，95师因损失过大只剩1700人，因此军部被撤销，95师划归62军建制。他到重庆改任陆军第二集训处副处长、陆军总司令部特科参谋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军政部第十军官总队队长、负责安置广西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编余军官。后被任命为国防部战地视察组第四组组长，负责督察华北，东北等地的军队作战情况，权力很大，罗常颐指气使，因此被人称作“罗千岁”。1948年9月，林彪率东野一举包围联结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地锦州，老蒋忙调集华北的部队由海路增援，会同原驻锦西葫芦岛的部队共计十一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镜如任司令；与廖耀湘的西进兵团遥相呼应，全力援救锦州。这时罗奇想在主子面前好好表现，也赶到了前线，亲自指挥旧部，素有“赵子龙师”称号的独立九十五师，在海空军的配合下猛攻塔山阵地，企图策应锦州守军；罗奇为了让九十五师立功，妄加干扰，要九十五师不顾一切，采用波浪式冲击战法，坚持从正面硬攻，但遭到共军胡奇才的顽强阻击，最终伤亡惨重，把九十五师也断送掉大半，仍未达到目的，战后罗奇向老蒋报告塔山受挫战况时，把未拿下塔山的原因归罪于阙汉骞的五十四军不肯卖力，硬说阙与锦州被围的范汉杰有矛盾，因此态度不积极，气得老蒋立即把阙汉骞叫来大骂一顿，差一点要把阙枪毙 。事后罗奇又先后担任北平警备副总司令，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1949年9月，当时桂系李宗仁代理总统，李为拆老蒋的台，对蒋的黄埔嫡系也大肆拉拢，封官许愿；罗奇是广西人的缘故，其岳父又是桂系元老伍廷飏，故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司令。待到台湾老蒋重新掌握兵权后，因罗奇曾被桂系拉拢的关系，尽管于59年7月被晋升陆军二级上将，但始终不给他直接带兵的机会，让他在陆军副总司令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十六年，成为历任陆军副总司令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期间许多原比罗奇资历浅的黄埔学弟都蹿升到他上面，可他始终没有晋升的机会；直到65年10月连黄埔四期的高魁元都已升任陆军总司令了，为避免出现学弟带学长的尴尬情况，老蒋才将罗奇调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67年2月国防会议改称国家安全会议，罗改任国安会下设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副主委。1952年至1969年连续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评议委员。罗奇于1975年11月18日因支气管炎在台北病逝，葬于阳明山，墓穴正面横匾刻有“旗常普绩”四个大字，是国民党大佬严家淦的亲笔。罗夫人的名字也以红色印刻在墓碑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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