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病人护送到未来？麻醉医生的面临过的病安事故和生离死别

有时候会有人这样形容麻醉医师的工作跟机师有点像，机师的工作是将旅客安全地送到下一个目的，麻醉医师则是将病人安全地护送到未来。

飞机的起飞、高空驾驶、降落，就跟麻醉诱导、术中维持、麻醉苏醒有异曲同工之妙，机师操作飞行器，各种电子屏幕告诉他各种信息，让机师判断如何安全地将飞行器飞到另一个地方，麻醉医师则是利用各种生理监测器，告诉我们病人目前的生理状况，让我们协助病人安全地度过手术带来的破坏还有疼痛。

当时我还是年轻的主治医师，有一次带住院医师一起做心脏手术，当天的病人因为主动脉瓣严重逆流，预计接受主动脉瓣置换手术，主动脉瓣逆流手术的麻醉最容易被疏忽的地方在于动脉导管所呈现的血压不是那么准确。

血压分成收缩压跟舒张压，一般的病人我们比较在乎病人的收缩压，因为收缩压只要够高，舒张压都不会太低，舒张压代表的是心脏冠状动脉灌流的压力，假如太低的话，心脏会因而缺氧导致心肌细胞受伤。

如何将病人护送到未来？麻醉医生的面临过的病安事故和生离死别

主动脉逆流的病人动脉导管呈现的收缩压会因为管路共振的关系，往往会高估了病人的收缩压，舒张压则会非常的低，导致心脏灌流不足，因为血压测不准的关系，这样的病人麻醉之后，动脉导管的血压要维持得比平常看到的还要高，才能维持足够的心脏灌流。

在台湾一个麻醉医师要麻醉四个病人，所以完成麻醉诱导之后，我交代了住院医师该注意的事项之后就离开去别的房间帮病人麻醉，等到我忙完其他病人回去之后，我发现病人的收缩压只有九十几，这样的血压对一般的病人是够的，对主动脉逆流的病人已经太低了，我赶快叫住院医师提高病人的血压，已经太晚了。

血压一路往下掉，我打了很多强心剂，怎么样都拉不起来，心脏灌流的压力一但不够，心肌细胞会开始缺氧受伤，受伤的心脏更打不出血液，心脏会因而越来越涨，涨大的心脏心室内的压力会越来越高，反过来又压迫心脏的血管导致血液的灌流更差，一整个落入恶性循环，导致心脏衰竭。

因为血压拉不起来，我们只好紧急走体外循环，在这种状况下要紧急走体外循环你知道有多难，主动脉导管穿刺，静脉引流管置入，再第一时间夹住主动脉，剪开主动脉，找到冠状动脉，灌入心肌保护液，让心脏停止降温保护心脏，动作要非常的快跟细腻才有可能完成，手脚不够快的心脏会涨得更厉害，受伤的更严重....刚好执刀的手术医师也是年轻的主治医师，心脏在停止之前，我亲眼看着那颗心脏涨得更大，又挣扎地跳了两下。

手术结束后，心脏没有跳回来，我们放了主动脉气球帮浦帮病人的心脏跳动，一个星期之后病人还是因为心脏衰竭死亡，而我自己知道，病人的病情并没有严重到应该死亡，假如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去别的房间做麻醉诱导，或者我手脚够快，提早十分钟回去，说不定他就不会死去，他大概少活了十年，假如你知道这个病人的病情，并没有严重到会死去，他却没有活过来，这往后的人生是该怎么面对自己？这件事变成我心里底层的一个负担跟秘密。

而随着时间过去，我心底的秘密越来越多，每隔几年我就会失去一个病人，那时候我值大夜班，有一个病人因为肠阻塞来开刀，肠阻塞最可怕的地方在于，病人在麻醉前后可能会呕吐，病人的呕吐物若呛入呼吸道，会并发吸入性肺炎，严重的话甚至有可能会死亡。

为了保护病人的呼吸道，这种病人麻醉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清醒插管，意思就是先帮病人放好气管内管后，再让病人睡着，清醒插管非常痛苦，我们很少这样做，折衷的办法是快速插管，让病人睡着，在最短的时间内置立气管内管，我决定采取后者。

当我打了麻醉药，挑起病人的喉头那一瞬间，食道也被我打开，我只看到食道开口处涌出大量的液体，淹没整个呼吸道，不管我怎么抽吸都来不及。

手术到一半，病人的血氧就开始往下掉，这吸入性肺炎来得又快又急，手术结束后病人并发急性肺水肿呼吸窘迫症候群，其实到这个地步我们都还是有机会救他，只要使用叶克膜就还有机会，当时在整个花东地区两三百公里的范围内，只有两台叶克膜，而且刚好都在使用中，一个星期后，等到终于有叶克膜的时候，病人刚好因为多重器官衰竭死亡。

手术成功，病人却是死亡，这结果实在是蠢到令人难以接受，其实我只要帮他清醒插管或是我动作在快三秒，他可能就不会死去，他大概少活了20年。

我们刚开始做活体肝脏移植的时候，也付出过惨痛的代价，那时候一台手术大概要做20个小时，病人失血几万毫升是常有的事，那时候刚过午夜零时，手术已经快要结束，我已经疲惫异常，病人因为失血过多，心跳越来越快，当时我已经注意到病人的心电图Q波跟T波间的距离越来越长，QT波间距越来越长，会发生R on T 导致致命性的心律不整，这种心律不整可能跟低血镁有关，这种并发症少之又少，只有在书本上读过，在我从医的生涯以来从来没有看过，而且真正要精确的测量QT波的长度，要做十二导程的心电图，还要开根号除以一个数字来做心跳速度矫正，开刀得时候要这样做实在是不容易，而且手术已经要结束了，就也没有放在心上。

没想到就在手术结束的时候，竟然真的发生致命性心律不整，我们帮病人电击并施予心肺复苏术，大概只花了三十秒就把病人救回来了，一个星期后病人仍然因为移植的肝脏太小，功能不佳死亡，移植的肝脏功能不好可能有很多原因，其实没有人能确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多少也可能跟心律不整导致缺血坏死有关，我好像欠了这个病人一条人命，而我记得她有一个女儿，我去术前访视的时候见过她女儿，我欠她女儿一个完整的家，一个完整的人生。

我后来发现我越欠越多，假如人生可以交换的话，我愿意用我的余生去换他们回来，把我欠的偿还给他们，假如今生不够还的话，那我就预支来世的寿命还给他们，假如还不够的话，就再下一世，这样我的心就会好过一点，苦的是人生并不能交换。

每隔一阵子，我就会把这些病人从头到尾想过一遍，这些死在我手里的病人，关于他们怎么死的，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一个忘记，然后我会在想我曾经帮助过的病人，我必须反向说服自己，其实自己帮助过很多病人，假如不是我，很多病人早就死了，好像做了一件好事，就可以抵消做了一件坏事所带来的罪恶，这样我也会好过一点，关于那些我救活的病人，我怎么努力的想，我是没有一个记得，就好像电影里的台词，幸福从来都不是故事，悲伤才是，悲伤的故事从来不会忘记。

这个世界其实非常残忍，国家地理频道曾经对飞行安全做过一系列的影片，描述这个残忍的规则，「飞行安全要能进步，有赖飞安事故的发生」，从检讨飞安事故的发生，才能创建标准的作业流程，避免下一次事故发生，同样的道理，病人安全要能提升，医师的经验要能成熟，必须要有病安事件的发生，因为发生了这些并发症，我们才能彻底检讨，从中学习经验，明天才有机会成为更好的医师，病人安全，必须要有人流血付出代价，只是这些代价往往都超过病人还有医者自身可以承受的。

既然飞行跟麻醉是那么的相像，那你们知道机师跟麻醉医师最大的差别在哪吗？最大的差别在于每一次的飞安事故里，机师为了拯救乘客，几乎都是以身殒命，他也以生命付出了代价，所以没有人会苛责他们，麻醉医师在每一次次的病安事故里，却必须独自活下来，在往后余生的时间里，日夜接受良心的苛责，直到有一天自己也面临了死亡，我才能真正得到自由。

本文摘自联经出版《麻醉医师灵魂所在的地方在悲伤与死亡的面前，我们如何说爱？》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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