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作为一种恶劣的审讯方法，仍然普遍存在，这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对此，我们必须有清晰且深入的理解。

所谓刑讯逼供，就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行为。这种方法的本质在于通过肉体或精神上的折磨，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行为人所期待的口供。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并对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造成了破坏。

详细来讲，刑讯逼供罪涉及到的概念、客体、客观行为、主体以及主观动机等方面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在客观方面，本罪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无论是使用肉刑还是变相肉刑，只要目的是逼取口供，都构成刑讯逼供。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本罪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

在认定刑讯逼供罪时，需要注意与故意伤害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的区别。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犯罪目的不同，刑讯逼供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口供，而故意伤害罪的目的是损害他人身体健康，虐待被监管人罪则是以压服被监管人或泄愤报复等为目的。

刑讯逼供行为是极其严重的违法行为，无论其背后的目的是什么，都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打击，并依法严惩不贷。我们也应该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法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人权保障意识，坚决杜绝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对于司法工作人员来说，无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不应该成为使用刑讯逼供的理由。每一位司法工作人员都应该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坚守职业道德和法律规定，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刑讯逼供行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应该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司法工作的公正、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们也应该加强法治宣传和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让每个人都了解到刑讯逼供的危害性，共同维护社会的法治秩序。阐述了刑讯逼供与虐待被监管人罪的区别与联系，同时了两者在主体、客体、行为表现等方面的不同。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刑讯逼供罪的处罚、历史背景、思想根源以及体制问题。

关于刑讯逼供与虐待被监管人罪的主要区别，主要体现在犯罪客体和主体上。刑讯逼供的主要客体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主体主要是审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工作人员；而虐待被监管人罪的主要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主体主要是监管职权的劳动改造机关的工作人员。构成虐待被监管人罪需要情节严重，而刑讯逼供则无此要求。

在处罚方面，犯刑讯逼供罪的人员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如果导致他人伤残或死亡，将会以更重的罪名进行处罚。

接着，文章了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受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官重民轻、权力本位的思想仍深植于人们的脑海中，左右着人们的道德标准。中国古来就有刑讯逼供的做法，而在封建社会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并未得到充分保障，刑讯逼供被广泛接受。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以及体制的不完善也是导致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

文章指出了体制存在的问题。中国刑事诉讼中没有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大多数司法工作人员不能接受无罪推定。没有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有的侦查监督体制不严密，导致侦查权的滥用。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司法监督，完善侦查监督体制，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同时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保障人权的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防止滥用权力的情况发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确保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的实现。也需要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确保他们在工作中遵守法律程序，尊重人权。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确保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3条进一步指出，检察院可根据需要参与公安机关重大案件的讨论和侦查活动，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即时通知并纠正。这种现场监督主要限于重大案件，对于大多数案件，监督主要依赖于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的发现。

刑讯逼供正是在这“大多数案件”中悄然滋生，而现有的监督方式，如依赖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事后审查案件材料，难以有效遏制。因为这些属于事后监督，存在证明难题。在中国现行的司法实践中，依然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使得刑讯逼供的受害者面临举证难的困境。

那么，对于检察机关负责立案侦查的案件，又应由谁来监督呢？这是一个尚未有明确法律规定的领域。刑讯逼供的查证难度大，惩罚力度轻，有时还存在部门保护主义。现行法律依然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刑讯者在控告时，常无法提供有效证据。除非刑讯行为造成显著伤痕、残疾甚至死亡，一般情况下，受害者难以固定证据。加之司法实践中对于轻微逼供行为的认定存在模糊地带，以及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为刑讯逼供的合法化打开了制度之门。

设备陈旧也是一大问题。经济落后、司法投入少导致设备科技含量低，随着犯罪日益智能化、隐蔽化，这一现状亟待改善。设备的陈旧不仅降低了破案率，挫伤了侦查人员的积极性，也加大了对口供的依赖性。

部分侦查人员素质低也是造成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之一。在侦查过程中，部分侦查人员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滥用侦查权力。他们认为在无法获取口供的情况下，痛苦可能是获取真相的手段。但我们必须明确，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通过威慑而非暴力来揭露真相。

针对刑讯逼供的存在，我们应采取一系列遏制措施。彻底抛弃封建的权利本位思想，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思想，提高个人的法律意识。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确保在法官判决前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我们还应更新设备、提高侦查人员素质、增加科技投入等，以全方位地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刑讯逼供的存在不仅模糊了罪与非罪者的界限，违反了诉讼程序公正，浪费了司法资源，更导致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权威。遏制刑讯逼供已成为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当务之急。中国于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会议》第十四条明确规定，被刑事追诉的人不应被强迫做出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承认有罪。对照中国的刑诉法，我们发现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问题，这似乎与国际公约的精神相悖。虽然刑诉法明确了询问证人时的责任与义务，却并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这无疑在法律上留下了对保障人权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对于此，我强烈建议中国法律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也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自证其罪的特权。这是尊重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的体现。

在证据法的层面，我们有必要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位阶，并在刑诉法中明确不同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应无条件排除，而对于物证、书证则需要法官根据一定的评断标准如侦查人员在取证中的主观过错程度、对证据证明效力的影响程度等来判断其法律效力。这不仅要求法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也需要对法官的权力进行严格限制，以避免控审关系过于接近。

赋予律师在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时的在场权，是弥补侦查监督体制漏洞的关键举措。借鉴国际先进法律理念，如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革命”，以及法国、日本等国的刑诉法规定，我们应确保律师在关键诉讼环节的权利，以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活动进行必要的限制，如侦押分离、侦讯分离等措施，能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

侦押分离意味着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分离出来，归属法院管辖，其职责是确保犯罪嫌疑人的安全并维护其合法权益。而侦讯分离则是将讯问地点移出公安机关，并在讯问时设置屏障以确保犯罪嫌疑人的权益。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构建更加公正、公平的司法环境。

为遏制刑讯逼供，应实施举证责任倒置，即当被控方无法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未进行刑讯逼供时，应推定其有罪。这将促使司法工作人员更加严格依法取证，并有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为解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矛盾，我们不仅需要加强法律建设，还需要增加司法投入，利用科技手段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培养一批精通科技的侦查人员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保障实体合法和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永远与犯罪分子斗争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