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司马光历史长卷背后的儒家典范

司马光，这位北宋时期的大臣与史学家，生于公元一○一九年，终于一○八六年。他的一生，仿佛一部浓缩的中国历史，波澜壮阔，充满风云。

出生在陕州夏县（今属山西）的司马光，早年便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坚定的意志。他在少年时期就深受家庭熏陶，酷爱学习，尤其对《左氏春秋》情有独钟。他的成长历程不仅在于功名的追求，更在于博学的积累。音乐、律历、天文、术数，无一不精，但他最倾心的还是经学与史学。

步入仕途后，司马光以其深厚的学识和正直的品格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的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在熙宁变法时期，他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虽然他们都竭诚为国，但在具体策略上各有偏向。司马光主张在守成时期应更注重纲常的整顿，他的改革理念更倾向于在“守常”的基础上进行。这种稳健的政治态度，从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中得到了验证。

当政见不同、合作困难时，司马光选择了退居洛阳，但他并未远离政治。相反，他将精力转向了史学的编纂，以此作为治国理政的另一种方式。他的目标是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教训，为后世提供治国的借鉴。他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便是这一理念的杰出体现。

《资治通鉴》的成功，离不开司马光的精心著述和他的助手们的一流史学才华与通力合作。此书历经多年，终于在元丰七年（一○八四）完成。这是一部以编年体的形式展现的历史长卷，涵盖了从周威烈王到五代的历史。它的简洁明了、内容丰富，使其成为后世治国的宝贵借鉴。

除了史学之外，司马光的个人品质也为人所称道。他的清廉仁厚、不卑不亢、秉持道义的精神，成为后世儒生的典范。他的生活态度和对学问的执着追求，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楷模。

司马光的一生，就像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他的事迹和学问，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儒家学者的崇高风范。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主要简历中，司马光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政治生涯以及他在史学上的贡献，都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全面而立体的形象。他的人生历程，不仅是一部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一部中国历史的缩影。他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被后人铭记和传颂。经典故事再现：司马光的坚韧与智慧

在宋仁宗宝元初年的春日，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以优异的成绩考中进士甲科，但他并未因此而沾沾自喜。这位青年才俊眼神坚定，心中所想，并非一时的功名，而是更为宏大的蓝图。他豪迈地表示，贤者于世，应履义蹈仁，注重仁德，而非虚名。这一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

司马光的生活态度朴素节俭，对奢华之物并无太多兴趣。考中进士后，皇上赐的喜宴上，他独自拒绝佩戴红花，同伴们劝他这是君命不可违，他才勉强插上。晚年，他甚至将此事写入家训，教育儿子司马康要节俭。

他对双亲极为孝顺，被任命为奉礼郎时，因父亲在杭州任职，他选择请求改任苏州判官，以便能陪伴在父亲身边。当庞藉被罢免时，司马光更是展现了他的有情有义。他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对待庞藉的妻子如同自己的母亲，抚养其子如同亲兄弟。人们都称赞司马光为贤德之人。

司马光不仅在家庭生活中展现出坚韧与智慧，他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他敢于触犯龙颜，宁死直谋。当仁宗得病之初，为了国家的未来，他坚持推荐英宗为皇子。即使面对英宗的亲生父母问题，他也毫不畏惧地坚持为君之道。这种坚韧与智慧使他在政界备受赞誉。

司马光并非只有刚直之性。他的柔情和智慧也体现在他的著史之中。在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之时，他选择退居洛阳，专心研究历史。他希望通过编写史著，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他的想法得到了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

宋英宗治平元年，司马光将自己的史书《历年图》呈献给英宗，英宗看后非常满意。在神宗的鼓励下，司马光召集了一批历史学家共同编写《资治通鉴》。这部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士二十三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的历史。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另有三十卷《考异》。

司马光的坚韧与智慧在这部史书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他坚持原则，注重仁德，同时也有情有义；他刚直不阿，但也懂得退让与策略；他注重历史的研究与借鉴，希望通过历史来指导现实。这就是司马光，一位真正的贤者，一位值得我们敬仰与学习的人。《资治通鉴》作为他的代表作，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展现他坚韧与智慧的杰作。《资治通鉴》这部著作选材广泛，其史料来源不仅有正史，还参考了野史杂书三百二十多种。编撰者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以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和详实性。这部著作历来受到历史学家的高度评价。《资治通鉴》的记事方式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质朴精练，既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欣赏。它的著述意义已经超越了司马光最初的意图，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甚至称之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在书中表现出的卓越才华和品德，使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敬。司马光在洛阴居住了十五年，官至资政殿学士，被誉为真正的宰相。他的名声远扬，深受百姓爱戴。当他逝世时，百姓夹道欢迎吊唁队伍，为之悲痛不已。司马光的忠诚、孝顺、节俭和正直的品德，使他成为民间的道德楷模。他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连政敌王安石也钦佩他的品德。

司马光不仅在品德上受人敬仰，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也是卓越的。他的主要著作除了广为人知的《资治通鉴》外，还有《通鉴举要历》、《稽古录》等。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有所研究和著述。他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一代宗师，深受后世敬仰。

在政治上，司马光是一位守旧派人士。他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产生了分歧，多次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治天下如同管理居室，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缮，而非大改大造。他更偏重于通过整顿纲常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尽管他也认同改革是必要的，但他主张改革要稳妥进行。在反对新法的人中，有些人针对的是王安石的个人而非其政策本身。王安石的许多新法都切中要害，亟需实行。因此可以说司马光的政治主张是基于稳健和传统的立场而提出的建议和思考。

《资治通鉴》及其作者司马光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和深远的影响。他的品德、学术和政治主张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他的事迹和精神品质至今仍被人们铭记和传承。《资治通鉴》这部著作也将继续流传下去教育启迪大众同时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也将继续其中蕴含的丰富知识和智慧以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司马光的成就和影响不仅在当时受到广泛认可而且后世也为之赞叹不已成为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们反对的理由主要是新法扰民以及坚守祖宗之法不可更改的原则，然而他们并未提出更为有效的改革方案。以司马光为例，他对王安石变法持批评态度，其中一点就是他认为南方人不应执掌政权。他向宋神宗进言：“闽地之人心思狭隘而多疑，楚地之人轻率浮躁，如今两位宰相都是闽地人，两位参知政事都是楚地人，他们必定会任用乡党之士，使朝廷充斥地方势力，如何能够保持风俗淳厚呢？”[3]

人物评价

在北宋建国近百年间，面临多重危机的情况下，司马光这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学者，以积极的态度连续上疏，阐述他的一套完整的治国主张。他主张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除了书面陈述自己的主张外，司马光的从政活动中也始终坚持这些原则。他能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推荐贤能、斥退奸佞的斗争中，他敢于犯颜直谏，面对朝廷毫不畏惧，甚至不顾及个人安危。他被誉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果有司马光一直在身边，自然不会有过错。”

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关于他的政绩，人们的评价却时有褒贬。当保守派主政时，他的政绩受到大力赞扬，宋哲宗还命令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其中满是赞美之词。

当改革派掌权时，司马光的政绩不仅被忽视，甚至被列入了奸相之列。在宋绍圣年间，御史周铁首指责司马光“诬蔑先帝，废除所有法令，应当治罪”。朝廷不仅剥夺了司马光的所有封号，而且还推倒了其墓前所立的巨碑。在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了报复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的做法，将其与三百零九名朝臣列为“元佑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碑铭记。[4]（注：具体历史事件可能有所出入）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司马光的命运充满了波折和争议。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认为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但对其评价却大相径庭这背后的原因复杂且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