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率攀升 上海重症资源撑得住吗

在新冠病毒的侵袭下，中国内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令人瞩目的低死亡病例记录。自四月中旬以来，上海疫情形势发生严峻变化，新冠病毒死亡病例数逐渐上升，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四月中旬开始，上海陆续出现了新冠病毒死亡病例。从最初的每日几例，到后来的数十例，甚至一日之间新增数十例死亡病例。截至4月26日，上海本轮疫情累积的新冠死亡人数已经达到惊人的数字。与此上海市正在接受治疗的重型患者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专家们普遍认为，上海当前面临的危重症和死亡人数上升的趋势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严峻形势的背后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包括人口老龄化的严重现实、疫苗接种率不高以及医疗资源紧张等。在这一波重症高峰中，上海的医疗机构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虽然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已经开始下降，但危重症和死亡人数的上升却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在全球范围内，上海本轮疫情的重症高峰无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在这一关键时刻，上海能否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对于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深圳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卢洪洲院长表示，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病情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大部分患者在感染后的数天内可以康复，但也有约8%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肺炎等严重症状。这些患者中，如果存在基础疾病、属于老年、肥胖、免疫缺陷等脆弱人群，症状很可能会加重，甚至需要气管插管等重症监护措施。对于这些人群而言，病情往往会在第二周急剧恶化，如果监护不足，可能导致器官衰竭。重症高峰的出现并不意外。

除了病程发展的原因外，病毒传播规律也是导致死亡人数上升的原因之一。随着感染人数的增加，病毒会逐渐传播到更多脆弱的人群中，如老年人。虽然每日感染人数开始下降，但症状恶化需要时间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可能致命，因此死亡人数仍在上升。对此情况的发生已有先例可循：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日本在对抗奥密克戎疫情时也曾面临类似的困境。因此专家推测上海可能会经历类似的重症高峰和死亡高峰阶段。而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状况也给未来防疫工作提出了挑战和警示。我们应吸取教训积极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挑战。在此背景下专家也给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展望希望中国的重症诊疗力量能够应对这一严峻挑战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福祉同时也为未来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方向值得各界人士深入研究和以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和威胁。近日，上海最大的新国博方舱紧急改建完成，其中包括八个抢救室，共计设立危重病床160张和重症患者床位高达两千张。这一重大进展迅速引起社会关注，“微观二建”公众号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与此一位知名三甲医院的ICU主任在接受八点健闻的采访时强调，虽然病床和硬件的扩容相对容易，但重症资源的真正挑战在于医护人员的配比。

重症医学被誉为医学领域的“特种兵”，其专业性和技术性极强，训练一个合格的ICU医生需要长达五年时间。近期，在内部会议上，传染病专家也指出这一点，培养专业医护人员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重症护理工作的繁重性也容易导致医护感染，进一步增加了重症资源的压力。据上海资深医疗专家估计，单个重症患者所消耗的医疗资源至少是轻型患者的百倍以上。

疫情期间，重症医疗力量不仅要承担重症救治的责任，还要早期识别出潜在的重症患者。曾有专家支援西安的经验分享，国家层面主要派遣擅长治疗重症的专家，他们具备识别可能转为重症人群的关键能力。一旦缺乏这些经验丰富的专家或相应的重症病床，最直接的影响便是死亡率上升。

以湖北省新冠疫情为例，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风暴中心的湖北省面临极高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尽管医疗卫生资源仅有一个省份的配置，武汉市的三家定点医院初期收治了大量重症患者，但其重症床位数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数据显示，湖北省新冠死亡率平均为3.073%，其中武汉市死亡率最高。这一数据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床位和医护人员的稀缺。据统计，确诊人员人均医院床位数每增加一定数量，患者死亡率会相应降低一定比例。仅仅增加床位数而不增加医护人员并不能达到最佳效果。床位和医护人员之间存在合理的配置比例。

对于上海的医疗资源承压能力，学界普遍认为保持乐观态度。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认为上海医疗资源充足且具备合理调配的能力。面对本次疫情的挑战，上海迅速调配全国资源支持本地抗疫行动。尽管如此，全国范围内的医疗资源状况仍然引人关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奥密克戎毒株的高传染性导致住院率和死亡率相较于其他毒株显著降低，但仍对公共卫生构成巨大威胁。相比之下，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重症病房具备更高的冗余能力以应对突发状况。而在中国，医院面临着更高的运行压力和挑战。如何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以应对潜在的疫情爆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和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各地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比如医疗资源紧张的地区是否能有效应对疫情爆发也让人忧心忡忡因为一旦发生医疗挤兑情况后果不堪设想这也需要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做好相应的规划和准备以便更好地应对可能的挑战同时也需要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共同应对这一挑战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在上海，呼吸机数量预估在1317至1497台之间，ECMO数量则在34至69台之间。这些数字反映出即便上海的医疗资源在全国属于领先地位，但在日常运营中，这些资源的利用率极高。一旦疫情爆发，现有的床位能否应对大量增加的危重症患者，以及资源短缺的压力，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一位南方医院的ICU主任在非疫情时期就透露，中国各地的重症资源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不存在多余的资源应对突发状况。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一旦感染者数量激增，医疗系统的压力将不堪重负。这一点，在今年一月的奥密克戎疫情风暴中的美国ICU状况中得到了印证。

根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数据，2021年上海每10万常住人口拥有5.99张综合ICU床位，而美国的ICU床位数平均水平为每10万人拥有34.7张，几乎是上海的五倍。这暴露出我国ICU床位数量的不足。更为严峻的是，这一问题并非只存在于数量上，地区间的分布也极度不平衡。

某二线城市在疫情期间就遭遇过这样的困境。一位驰援的传染病大夫曾表示，当地连一支ICU队伍都难以调动。甚至在一个省会城市，ICU床位在接纳30多名患者后就已不堪重负。而在印度德尔塔疫情期间，更有媒体报道了一位医生面临的艰难抉择：在仅有的ICU床位空缺和大量需要救治的患者之间做出选择。

回望武汉疫情时期，也曾发生重症患者过多，超出ICU床位数的情况。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朱庆棠医生在回忆武汉抗疫时表示，医疗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接收了多名重症患者，有些患者的状况严重到令人震惊。面对紧张的ICU床位，这些急需救治的患者很可能失去抢救的机会。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朱庆棠等经验丰富的危重症专家与医院和设备厂商紧密合作，迅速在普通病区内增设ECMO、呼吸机、超声、血液透析等设备，搭建出具有ICU功能的高级生命支持单元。这样的举措确保了重症患者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但这一切的成功都是基于只有一地发生疫情、且全国最优秀的重症专家能够前来支援的前提下。

如果上海这种医疗资源丰富的城市都需要外地重症专家的支援，那么未来如果有更多城市同时遭遇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规划，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为重症患者提供足够的救治资源。